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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糞島上的亡魂——客家人是怎樣被當成「豬仔」賣到美洲的?(下)

秘魯太平洋上的鳥糞島(取材自維基百科)


早在十七世紀初期,佔領秘魯印加帝國的西班牙人就已從馬尼拉將,38名華人引進其秘魯殖民統治中心的所在地利馬(Lima),為西班牙殖民高官幫傭。

1824年秘魯從西班牙人手中獨立後,經濟不振,民生凋敝。但是1845年開始在外島開發鳥糞礦後挽救了其瀕於崩潰的經濟。

鳥糞礦(Guano)是海鳥、蝙蝠和海豹的排泄堆積物,含有豐富的氮、磷物質,是一種很好的有機肥料,也含有很高成分的硝酸鹽,可用於生產火藥。但是由於其開採需要大批的勞力,而秘魯人口稀少,只有兩百萬人,因此初期即使強迫軍隊逃兵和囚犯開採,仍遠不足以滿足需要。秘魯政府原先曾考慮採用黑人奴隸和智利勞工(秘魯黑人奴隸至1856年才獲得解放),但因來源有限,於是將目光轉向了工資低廉的華工。

1849年,曾任秘魯臨時總統的多明戈·埃利亞斯(Domingo Elias)從國會取得了引進華人苦力在專產鳥糞礦的欽査三島(Chincha Islands)開採的特權,首批引進了75名。此後,華人契約工即源源來到了秘魯。據估計,從1849年至1874年,抵達秘魯的華工總數共達11萬人之多。其中數千人從事鳥糞開採,5000至10000人幫助修建通往安第斯山(The Andes)的鐵路,近八萬人從事於隨著鳥糞的輸出而帶動的甘蔗和棉花種植與出口。從1840年至1875年,秘魯的出口總額共增長了四倍,由600萬比索(一銀元)增至近320萬比索,這是促成華工源源湧入的經濟基礎。

這個時期進入秘魯的華工,主要來自珠江三角洲一帶與粵西的肇慶、羅定,也有來自福建的。這些契約工當中,包含了相當數量的客家人。

從事鳥糞礦開採的華工人數雖不是最多,但卻是最艱苦的。在每個鳥糞島上開採的華人數目,從300至800不等,但處境卻與地獄相差無幾。不僅要承受一年365天從早到晚熱帶艷陽的直接照射,而且潮濕高溫,全年不雨,居住場所僅為最簡單原始的低矮竹棚而已,淡水與食物都需從島外運進。更難以忍受的是,海鳥、海豹排泄物經過千百年的堆積之後,其硬如石,每一鋤或每一鏟下去,粉塵四射,不斷被吸進體內,對身體造成莫大的傷害。然而這些華工卻被要求每人每天至少挖掘五噸,每星期工作七天,其作息條件,與真正的奴隸完全無異。

即使如此,工人仍動輒受罰,經常遭到長皮鞭抽打,因此,幾乎每天都有人試圖自殺。而一般工人的身體狀況也難以支撐到五年合同期滿,很少有人活過三年的。

這種非人的待遇引起了運載這些華工的船長和一些投資者的注意。一1854年,一位船長向英國樞密院(英國君王的諮詢機構)揭發,因載運華工前往秘魯的船隻主要是英國船,英國外交部有責任提出交涉。經英國政府向秘魯抗議後,英國駐華貿易長官宣佈禁止英國船隻載運華工前往欽査三島。在壓力下,情況略有改善,如工人工資從每月4美元增加到8元,另由英國公司取代多明戈·埃利亞斯經營鳥糞礦的開採,並將殘忍不人道的工人總管開除等,英國駐華貿易長官於是宣佈取消英國船隻不准載運華工的禁令。

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下及其國內勞工階層的反對下,秘魯政府在1856年宣佈終止引進亞洲人勞工。這一年,秘魯也在英國人治下的香港設立了領事館。

1861年,美國南北戰爭爆發,南方的棉花生產受到干擾,秘魯的大地主們紛紛將其土地改種棉花,對華人勞工的需求迫在眉睫。在地主們的壓力下,秘魯國會取消了禁止輸入華工的禁令,這一年重新引進的華工人數有1400多名。其後隨著棉花和甘蔗種植的擴大,對華工的需求不斷增長,此時正值中國太平天國亂事之後,以客家子弟為主的太平軍餘部紛紛逃亡海外,許多人也賣身來到了太平洋彼岸,成為開發秘魯從北到南海岸縱谷的主力。

通常這些華工都在利馬的口岸卡耀(Callao)上岸,在這裏檢疫後拍賣給種植園主。開頭時合同期為五年,後來又被延長到八年。工資與西印度各地一樣,每月四美元,包吃、包住和提供醫療。但事實上也是同樣遭到非人的奴隸待遇。據目擊者指出,幾乎每一所種植園都有一所監獄,華工們的境遇比奴隸好不了多少,許多人因為衛生條件惡劣而過早死亡。這些人吃不飽,住不好,工作過量,並且隨時挨鞭子,受盡各種酷刑。

1860年代受僱於美國密歇根大學在秘魯從事科學考察的司提爾(J.B. Steere)親眼目睹,在種植園內,監工隨時一鞭在手,工人腳鐐手銬是司空見慣。他在一所種植園曾見過三、四十名華工,每人腳上扣著腳鐐,一隻手拎著粗重的鐵鍊,以防磨腳,另一隻手則拿著做工的鐵鏟,既是犯人,也是工人。據園主說,這樣做是為了防範他們逃走,而這些園主實際上掌握著華人僱工的生殺大權。

秘魯僱主的殘暴激起了華人僱工們的反抗。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初期,反抗事件層出不窮。秘魯一般大眾為之恐懼不已,反華情緒隨之高漲。

1868年,美國駐秘魯公使霍維(Alvin P. Hovey)接到了秘魯華人社團的求援申訴,內稱:「惡夷等恃富凌貧,喪良眛理,視合同如故紙,視人命如草芥。」經美國駐北京公使布朗恩(J. Ross Browne)接函轉交清政府後,恭親王奕訢請求霍維公使就地協助華工。1871年,利馬的福建、汕頭、廣東會館僑民循同一管道再度請求清政府救助,派遣特使前往秘魯調查。

1872年,一艘懸掛秘魯國旗的華工載運船隻因天候不佳停泊日本橫濱時,船上一名苦力跳水求救,為英國船隻救起,痛訴船上230多名華工被腳鐐銬住,遭皮鞭鞭打。另有跳水苦力為日方救起,也同樣痛責秘方行徑,日方被迫調查,將該苦力船扣留六個星期,所有華工交由清政府代表領回。

秘魯政府視此次事件為奇恥大辱,為了挽救聲譽,於1873年2月派出特命全權公使加西亞海軍艦長(Aurelio García y Carcía)前往中國和日本,尋求建立正式關係,獲得日本給予最惠國待遇,並簽定條約,雙方提供相互自由移民的優惠。

但是,清政府以秘魯長期虐待華工,對加西亞特使冷淡處理,後經英、美兩國公使斡旋,終獲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在天津接見。李鴻章要求秘方遣返所有華工。雙方經過長達兩個月的協商後,恭親王奕訢終改變心意,面告加西亞,表明中方同意簽署條約的意願。雙方於1874年在天津簽定了友好通商通航條約及保護移民特別協議。這項條約與協議開啟了清政府派遣駐外使節保護僑民的大門,也促成秘魯政府同意免費遣返合同期滿後願意返國的華工。次年,候補侍郎郭嵩燾派赴英國,任駐英欽差大臣。

1878年,人在美國的陳蘭斌奉派為駐美國、西班牙和秘魯三國首任公使,但因秘魯與智利正在進行交戰,未能前赴利馬呈遞國書;到1881年(光緒七年)由李鴻章門生香山縣人鄭藻如續任,於1884年赴任,在利馬設立了公使館,並建「中華通惠總局」,意在「通商惠工」,協助當地華人移民。這一機構,至今仍然存在。

1874年後,葡萄牙關閉了華人契約工在澳門外移的大門。秘魯政府撥款補貼種植園主依據中秘條約開始聘僱自願受聘的自由華工。留下來的許多合同期滿華工,逐漸進入了秘魯商業領域,新舊移民結合,使該國成為南美洲最大的華人移民國,也成為南美洲最大的客家後人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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