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閩粵客民大舉移台東渡的時代背景

隘寮下人

清台灣府城風貌（取材自《維基百科）。

大約從元朝末年起，始自唐末為躲避戰亂，從黃河以南中原地區陸續移民到福建武夷山脈東側汀州定居的大批北方漢人，又開始不斷南遷到現在的閩粵交界區，集中在現在的福建西南部至廣東東部的山區地帶，與同樣也是從唐代起來自長江中游的苗瑤族的後代，也就是現在被稱為「畲族」的民族，相混而居。這些帶著北方漢人基因的移民後代，就是組成我們現在習稱的客家人的主體來源。

明朝末年，福建閩南地區的泉州、漳州沿海地帶，因為與當時到來中國要求海上貿易的歐洲人互動頻繁，成為中國白銀外匯收入的最主要來源地。滿清入主中國後，一段時期由於與仍舊統治台灣的鄭氏集團閩南海商勢力隔海而治，在長達差不多二十年的時間裡，實施了嚴厲的海疆遷界令。從最南的廣東到北方的遼東之間漫長海岸線向內三十至六十里內，居民一律搬遷，不得居住耕作，造成沿海地帶大片土地荒蕪，居民流離失所。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平定台灣前後，才允許人民再度移入。

但此時廣東地區的東半部沿海地帶，已幾成人間鬼蜮，毫無人煙。清廷撤銷遷界令後，鼓勵開荒，恢復農業生產。此時居住在粵東山區的客民，已因清初社會的發展，人口高度膨脹，獲准進入無人區開荒後，即開始沿著東江流域，爆炸式地大舉遷入，填滿了珠江三角洲以東的廣東東半部大部分內陸地帶，範圍包括已同時為福建閩南移民遷入的潮汕和海陸豐沿海地帶，遠達現在的珠江口東部包含香港全島、深圳和東莞的新安縣全境。

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灣被納入清朝統治以後，原追隨鄭氏政權住在台灣的二萬多軍民，大部分被撤回了大陸。然而，在平台閩南主帥，泉州府晉江籍的原鄭成功部將施琅的強力主張下，台灣被重新開放同樣是人口壓力巨大的福建居民移居，同時卻又不許粵籍移民（包含客民和語系潮汕人口）移入。漳泉籍移民開始大量湧入，同省汀州和漳州兩府客民，因得省籍之便，也開始直接合法移台。這些移台福建客民，構成了清代台灣最早的客家人口來源。

在早期這兩大福建閩客籍移民群中，因漳州籍移民群人口難分誰是客家，誰是福佬，因此對其移台分佈態勢難做準確判斷。但因清代最早入台移民多集中於從統治中心的台南府城向南延伸至鳳山縣，因此南部的漳州客民當屬清代最早出現台灣的客家移民人群之一。至於完全屬於客籍的汀州移民的主要落腳之處，也應落在此範圍內。首任巡臺御史黃叔璥成於康熙六十一年（1722）的《台海使槎錄》也曾說：「羅漢內門、外門田，皆大傑巔社地也。康熙四十二年(1703)，台（灣縣）、諸（羅縣〉民人招汀州屬縣民墾治」。即是說，早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汀州府客民已被福佬移民僱用為佃農，招往現在高雄市的內門區和旗山區原來屬於大傑巔社「平埔番」先住民土地開墾。

康熙最後幾年直接負責治理台灣的閩浙總督覺羅滿保指出：「查台灣鳳山縣屬之南路淡水，歷有漳、泉、汀、潮四府之人墾田居住。」因此，可以確定「南路淡水」，即習稱的「下淡水溪」，或是今天高雄、屏東交界的高屏溪，是福建客家最早入墾台灣的地帶。

然而，在此同時隨著原鄉人口增長壓力的持續擴大，遭到施琅限制入台的廣東客民，實際上也早在康熙後期施琅（1699）病逝之前，早已陸續透過各種的非官方許可渠道不斷進入台灣，且入墾「南路淡水」的人數，不會少於同時期入台的福建客民，這點從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貴事件爆發後，下淡水溪一帶客民自發組織「六堆」民間團勇保家衛鄉的歷史，就可看出。這些客民多屬潮州府程鄉、鎮平、大埔、平遠等縣移民。覺羅滿保在事件平定後上奏康熙帝的奏疏《題義民效力議敘疏》中稱:

「朱一貴等倡亂台灣、佔踞郡縣，……查台灣鳳山縣屬之南路淡水，歷有漳、泉、汀、潮四府之人，墾田居住。潮屬之潮陽、海陽、揭陽、饒平數縣與漳、泉之人語言聲氣相通（即都使用福佬話），而潮屬之鎮平、平遠、程鄉三縣則又有汀州之人自為守望，不與漳、泉之人同伙相雜。六十年（1721）四月二十二日，賊犯杜君英等在南路淡水檳榔林（今屏東縣內埔鄉義亭村）招伙豎旗搶劫新園，北渡（下）淡水溪侵犯南路營，多係潮之三陽及漳、泉人同伙作亂。而鎮平、程鄉、平遠三縣之民，並無入伙。……糾集十三大莊、六十四小莊，合鎮平、程鄉、平遠、永定、武平、大埔、上杭各縣之人，共一萬二千餘名於萬丹社，拜叩天地豎旗，立大清」旗號，供奉皇上萬歲聖旨牌「。」

這段文字清楚說明了康熙年間南部下淡水溪客民的人口組成，已包含潮州府轄下的鎮平（今蕉嶺）、程鄉（今梅縣）、平遠、大埔各縣和汀州府轄下的永定、武平、上杭各縣客民。而在萬丹社總共聚集抗敵的人眾共達一萬二千餘人，則依此推算，當時在下淡水溪一帶拓墾居住的閩粵客民人口，實際上已經可能達到了數萬之眾。至此，客民在台灣的立足地位，已初步奠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