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錫霞
客語書寫與苗栗
一、前言
在母語法的推動下，客家語書寫近年蔚然成風，形成一股不可小覻的社會氛圍，包括FB和LINE群，每天以研究客家字詞為主的社團便多達十餘個，這些社群人數從數十人到數百人不等，每天跟著版主學一個客家字，似乎也成了網民們在疫情限制下無法出門時的新生活樂趣。為了幫助大家學習，這些新字一出來，旁邊必然伴隨一個音標符號，大多數的人都是透過這個音標符號來認識這個新字，情況就像小學一年的新生，在熟練過注音符號的音素符號及拼音技巧後，便可以自主地透過形音相串，辨識出字音與字形，如此慢慢建構出以文字為主的書寫體系。
客家書寫自民國83年由教育部確定「鄉土語言」教學政策後，如何建構音標系統及確立並公告客語字形，便成了官方亟需面對的課題。然而，客家語書寫史的起點，一直都不是官方，而且經常都是在民間幾經喧騰之後，官方才矯情地加以介入。而這一段在民國83年以前的客家語書寫史，是本文介紹的重點，目的是在這漫漫如長河的歷史中，找尋苗栗身影，也希望透過這項歷史的梳理，顯出前人努力的痕跡。
二、細說從頭：客家語書寫史的發端
客語為漢語系統的一支，和漢語的其他語系（如官話、閩南語、粵語、贛語、湘語、徽語、莆仙語…等等）共享同樣的文字與文法，這種文字，被稱為漢字。而漢字和拼音型的表音文字不同，它被歸為表意文字，它的特色是望形而能生「意」。正是因為漢字有如此特性，所有漢族語系中的各系方言，都能使用漢字系統書寫出各自專屬的方言文字，由是可以推知，客家語書寫的發端，最早或可追溯到客家族群最初形成時的一千多年以前。
但是本文所要定義的客家語書寫則是專指近代配合客語音標系統而建構的「客語白話體書寫」，而非早期利用通用文言體所做的客語書寫。「文言體｣是中文的一種書寫形式，特色是言文分離、行文簡練、時語方言少及易於永續流傳（維基：文言文），缺點是省略太多，讀者只能知其梗概，難觀其全貌。相較白話文「我手寫我口」的特色，除了把意思或者情境表達得更生動、更逼真外，甚至還能從語境中，把沒講出來的意思也描摹一二，但缺點就是一旦語言發生流變或者消失，後來的人便很難再猜出其中意真正意涵。臺灣客家語言因為曾經面臨消失命運，近年幸在政府積極介入下成為一門顯學，其中「客語白話體書寫」，則成了近代復興客家語文過程中最重要的工作。
「客語白話體書寫」要能成行，想來絕非易事。漢文書寫向來寫形而不寫音，而字音通常是透過以音對形，一個一個慢慢湊對，再經學習、連結、強記後才創造出來的。以華語例，每一個漢字，都會透過注音符號定出一個音，兩者形音相配後，才形成可讀、可看的書寫系統，而「音」通常又由聲符和韻符組成，所以當有人想要為客語白話建構一套語文書寫系統時，那便得面臨「如何建構拼音系統」及「如何定出字形」的問題。這兩項工程，放在客家語言面前每樣都顯得浩瀚無比，非常人所能。然而更慘的是，國民政府來台後，假借戒嚴令一直嚴格禁止客語發展多年，在此不利的社會氛圍下，要能產出一套客語拼音系統或者建構客語字形標準，可知那是一件多麼不可能的事。
然而，翻開歷史，「客家語書寫｣在浩瀚的歷史長河中，卻始終不曾缺席，歷代的語言學家，更是前仆後繼地為客家語言創建音標、確定字形，甚至在各種艱難的條件下，還能出版一本又一本的客語辭書，為「客家語書寫｣點燃一盞又一盞的希望之燈。
三、臺灣客家語書寫簡史
歷史上最早推動客語白話書寫的是1860年，當時歐美各地教會紛紛前往東方傳教，其中瑞士天主教牧師黎力基最早接觸到客家人，他為了向客家人傳教，於1860年（清咸豐10年）利用羅馬拼音系統，獨力完成《客家俗話馬太傳福音書》，這本書是全世界第一本客語聖經，也是第一本客語白話出版品，
他利用羅馬拼音，為全世界建立了第一套客語拼音系統，此後4、50年間，包括新約、舊約等聖經均一一翻譯出版，並廣泛通行於廣東和香港的客家教會之間（邱曉玲，2019：43）。
臺灣本島客語白話書寫的推動，則可以追溯到日治時期，日本政府為了強化對台統治，因而重視臺灣語言的研究，並鼓勵在台官員，尤其是警察，必須學習臺灣語以利溝通，但早期他們研究及學習的臺灣語多為閩南語，一直到晚期發現閩南語和客語並不能視為同一語系，才開始有人把目標專注在客家語言的研究上。
吳守禮（1909-2005）曾經整理日治時期臺灣客語發展狀況，指出日治時期最早投入客語研究的是日人池原文明及半田敏男，他們的作品後來被林康義整理重編後，以《臺灣語通譯教程下卷前篇》（1901）出版，唯該書全文只見漢文，無日文對譯也沒有發音標記；而以假名標記客家音並已成書者，則是志波吉太郎，他於大正4年（1915）出版《廣東語會話篇》；而以台人之姿投入客語研究，又以假名為客語建構拼音系統者，最早當屬劉克明，他於1918年出版《廣東語集成》一書，該書共分音調、語法和會話三篇，其中音標的取音對象為苗栗的四縣客語，為客語系統化奠定初步基礎；到日昭和7年（1932）臺灣總督府才在前人的基礎上，出版《廣東語辭典》，該書一冊共1554頁，日語、客語相互注譯參照，並以日語假名發音之序檢索，編輯方式符合現代化之科學標準，全書共收日語2萬5000句，並逐一翻成一個或數個客家語料，是日治以來最重要的一本客語辭典（彭馨平，2011：8-10）。
1933年，劉克明的學生菅向榮襲用劉克明假名的符號系統，將其在苗栗一帶田調所蒐集到的臺灣俚語和各種單詞編輯成《廣東語の手引》一書出版；同年河野登喜壽根據多年教授客家話的經驗編成《廣東語の研究》一書，該書特色是特別解析客家語法，並提出文讀和白讀的不同之處，旁邊還列舉相應的會話以供說明和學習 （彭馨平，2011：10）。
臺灣光復後，國民政府擬定北京話為臺灣地區通用語言，為加速清除日治時期所帶來的文化影響，除了全面拆遷改建日式建築，相關日本的各種文獻如非關緊要亦悉數丟棄或全數改弦易轍，受此影響，日治時期以假名為主的客語研究亦告斷終。所幸天主教、基督教的勢力仍在，由西方傳教士主導的臺灣客家語言研究也接替日治時期的薪火，繼續在台貢獻星光。其中義大利籍的滿思謙神父於民國48年在光啟社出版了《英客大字典》（English Hakka Dictionary），該書以苗栗的四縣腔為主體音系，採《客法大辭典》式的羅馬拼音，全書共627頁，收錄13217字及超過2萬個辭彙，其編輯標示的方式是，先列英文，再列客語音標、再列漢字，無法寫出漢字的詞素就以「△」表示，該書系統化的編輯，配以清楚的標音方式，使該書成了當時西方人士學習客語的最主要參考工具（張屏生，2019：1）。
另一個客語工具書是民國49年臺灣聖經公會委託屏東縣籍的方廣生牧師編輯的客語白話字課本《臺灣南北統一客家白話字進教須知》，這是一本專為翻譯《客語聖經》而編寫的翻譯專用教材，裡面除了採用羅馬拼音外，同時摒除南腔北調等干擾因素，以苗栗四縣客語為建構標的，這部客語白話字進教須知，後來翻出了《路加福音》、馬太、馬可、路加、約翰四福音書與《使徒行傳》、《加拉太書》、《腓立比書》、《哥羅西書》、《腓利門書》、《希伯來書》、《約翰一、 二、三書》、《約翰福音》、《路加福音》、《哥林多前、後書》及《新約聖經》等篇章，可惜後來因為聯合聖經公會改變翻譯原則以及國民政府為推廣國語注音符號，全面禁止教會教授羅馬拼音，加上教會內還有四縣和海陸兩種腔調的爭議，使得這次翻譯最後僅《客話約翰福音》完成單行本出版。一直到民國74年長老教會與聖經公會共同成立「臺灣客語聖經翻譯委員會」，在此委員會的努力下，全臺第一本臺灣本土客語聖經才終於在民國82年出版（邱曉玲，2019：48-51）。
透過以上介紹，可知過去大多數辭書，除方廣生編寫的《臺灣南北統一客家白話字進教須知》是以翻譯聖經為目的，主要提供翻譯團員內部使用外，其餘閱讀對象皆為外國人，出版的目的，亦多在協助外國人學習臺灣客語，但對一般客語人士而言，可能因為標音方式以及檢索方式並不親民，有進入障礙，所以使用率不高，但是這些成果卻為後來的各式拼音方案，提供活潑的方法和概念，同時也確定了一些早期客家字的字形，更重要的是他們用田野調查的方法記錄了大量的臺灣客語辭彙，為後來臺灣客語書寫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四、苗栗投入客家辭書編寫的歷程
苗栗是島內最重要的客家聚落，也是臺灣客家文化發展的大本營，從日治時期開始，苗栗的四縣客家話，便因為使用人數最多，而且遍布範圍最廣，約占臺灣客家總人口的四分之三，所以成為歷代客語辭書作者取音的重要依據。而這多少影響了苗栗人對自己客家母語的研究興趣，因此投入客語辭書編寫的時期最早，成果也最豐碩。
黃基正客語音標
苗栗第一個投入客語研究的人是黃基正（1920-2006），黃基正是廣東梅縣人，民國38年隨國民政府渡海來台，為外省客家人，來到臺灣後，他先取得高等考試及格，曾經當過老師，後分派在苗栗縣政府擔任民政科股長，公暇之餘兼《中華日報》、《中原雜誌》、《國文天地》等專欄執筆，並曾擔任過《苗栗文獻》編輯委員，他興趣廣泛，專精客家語音、詞彙、風俗、歷史、民俗、典故、祭典等研究，並曾發表〈客家語言研究〉、〈客話音義提要〉等文章（鍾志正，2015：87），並出版《客家字音譜與詞彙》、《雪鴻文集》等專書，因為精通傳統音韻，又善用國語注音符號，加上還有國際音標及日語等基礎，是以民國58年當苗栗縣政府意欲重編修《苗栗縣志》時，黃基正便義不容辭地接下編修任務，並從客家人學習客家語言的角度為《苗栗縣志》寫下極為精彩的〈語言篇〉。
黃基正的《苗栗縣志》〈語言篇〉以民國51年到58年間由他為《中原雜誌》撰述的客家語言研究等短篇論文為基礎，再經整理撰述而成。該篇共分五章，分別為「本縣語言概述｣、「方言語音｣、「方音與國音之比較｣、「方言詞彙｣、「特殊語法及習慣用語｣，全部共166頁、共收入約800個詞彙，除第一章以調查法統計分析苗栗縣客語分布及發展情形外，第二章「方言語音｣則以系統化的方式，說明每一個音素的發音方法，聲調的標記方法及語音讀音之差異外，末尾還加入國際音標，以為對照，第三章還供「方音與國音之比較｣，讓其他語族的人也能學習並認識客家話，它的價值在於它開啟了客家人研究客家語書寫的先河，並帶動客家主體意識的覺醒。
黃基正之所以編寫這部拼音系統，主要受到謝樹新的鼓勵。謝樹新廣東梅縣人，於民國36年隻身從上海渡海來台，跟黃基正一樣皆被定義為外省客家人。謝樹新原是《中華日報》派報中心主任兼苗栗縣採訪特派員，民國51年時為了宣揚客家文化，乃創辦《中原雜誌》（原名《苗友月刊》），《中原雜誌》是一本以羅香林「中原論述｣為主軸的雜誌，強調客家人是血統優良的衣冠後裔，客家文化是中原文化。而這本雜誌創刊的最主要目的，便是透過中原論述來幫助臺灣客家人完成「去日本化、再中國化」（鍾志正，2015：40）。黃基正在謝樹新擔任《中原雜誌》社社長期間，即被聘為該雜誌主筆，兩人信念相投，皆以復興客家文化為己志，因此建構客家人學習客語的書寫系統，打造客家語文世界，推動客家文化的續傳與發揚等等，亦在預料與規劃之中。
「黃基正客語音標」的標音方法包含二個原則。首先，先將音韻分成聲部與韻部，無論聲部或者韻部，凡能用國語注音符號代表者，即用國語注音符號代表，不能者再取用日本假名和國際音標符號或者自己發明，例如聲部包含「ㄅ｣、「ㄆ｣、「ㄇ｣、「ㄈ｣、「V｣、「ㄉ｣、「ㄊ｣、「ㄋ｣、「兀（音ng）｣、「广（音ngi）｣、「ㄌ｣、「ㄍ｣、「ㄎ｣、「ㄏ｣、「ㄐ｣、「ㄑ｣、「ㄒ｣、「ㄓ｣、「ㄔ｣、「ㄕ｣、「ㄗ｣、「ㄘ｣、「ㄙ｣、「し（音i）｣等24個符號；韻部則包含「ㄚ｣、「一｣、「ㄨ｣、「ㄝ｣、「ㄛ｣、「帀（音ii）｣、「ㄞ｣、「ㄠ｣、「ㄢ｣、「ㄤ｣、「丄（音ong）｣、「ㄡ（音eu）｣、「ㄟ（音oi）｣、「ノ（音ui）｣、「あ（音on）｣、「す（音un）｣、「乜（音en）｣、「フ（音in）｣、「工（音ung）｣、「（音am）｣、「M（音em）｣、「m（音m）｣等22個符號；第二個原則是入聲字，凡唇音結尾的以「ㄅ」代表、齒音結尾的以「ㄉ」代表、喉音結尾的以「ㄍ」代表。以上三者，包含聲部、韻部及入聲字合計共使用了49個符號。另外聲調共分陰平、陽平、上聲、去聲、陽入和陰入等六種聲調，其中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和國語注音符號方式，陽入則用「〉」代表，陰入則用「〈」代表（黃基正，1969：41-57）。而依此原則所標注的客語音標舉例如下：肉［广ノㄍ〈］；禾串［万ㄛˇ ㄘあ］。
「黃基正客語音標」的特色是採用客家人學習客語的角度編寫，同時考慮國人習慣，以國語注音為基礎，不足的部分首先再採用國人第二習慣的日本假名，最後再用國際音標一起熔鑄而成，相較全西語系統的羅馬拼音，入門門檻降低很多，但黃基正修改了部分國語注音符號及日本假名音素的發音方式例如「ㄡ（音eu）｣、「ㄟ（音oi）｣、「ノ（音ui）｣、「あ（音on）｣、「す（音un）｣，又如「en｣本可用「ㄣ｣卻改成「乜｣，「ong｣本可用「ㄥ｣卻改成「丄｣（黃基正，1969：50），對學習者來說，入門還是異常艱辛，這套系統在民國76年前謝樹新主政《中原雜誌》時代，曾經多次被《中原雜誌》採用，但因為學習相對困難，而且沒有政府支持，最終推廣並未成功。
徐清明客語音標
苗栗第二套投入客語拼音研究的是徐清明。徐清明（1945~），民國57年畢業於淡江大學中文系，畢業後曾在西湖國中任教4年，民國62年轉任苗栗農工國文教師。民國66年那年暑假，他參加教育廳舉辦的臺灣史蹟研習營，其中由中研院院士丁邦新在講授「臺灣語言源流」時一份用國際音標標示的客語拼音系統深深吸引了他，自此他便開始投入客語拼音研究，前後花了6年時間，完成一本《客家方言研究》的論文，並於民國72年做成專題報告參加全國高職教師專題研究競賽，竟獲第一名佳績。
徐清明表示，《客家方言研究》是一本探討客家方言的源流、音標記錄與調查方法的一本論文，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他用國語注音符號及國際音標釐定了一套全新的客語拼音方案，而這套方案是他博覽黃香鐵所著的《石窟一徵》、羅翽雲的《客家話》及傳教士出版的《客家話大辭典》、《客英大辭典》等書後，考慮國人已經習慣使用國語注音符號、讀者入手的難易度及否易於社會應用與推廣等因素，而全新釐定的一套音標系統，這套系統後來跟《中原周刊》雜誌社合作，編成《客話辭典》於民國81年出版。
徐清明音標的主要特色跟黃基正音標一樣，主要以國語注音符號為基礎，但不足的部份僅輔以國際音標，未再使用日本假名，建構後的音標系統之聲部包括「ㄅ｣、「ㄆ｣、「ㄇ｣、「ㄈ｣、「V｣、「ㄉ｣、「ㄊ｣、「ㄋ｣、「ŋ｣（音ng）、「ȵ｣（音ngi）、「ㄌ｣、「ㄍ｣、「ㄎ｣、「ㄏ｣、「ㄐ｣、「ㄑ｣、「ㄒ｣、「ㄗ｣、「ㄘ｣、「ㄙ｣等20個符號；韻部則包含「ㄚ｣、「一｣、「ㄨ｣、「ㄝ｣、「ㄛ｣、「帀 （音ii） ｣、「ㄞ｣、「ㄠ｣、「ㄢ｣、「ㄣ｣、「ㄤ｣、「ㄥ｣、「m（音m）｣、「n（音n）｣等14個符號；至於入聲字，唇音結尾的以「p」代表、齒音結尾的以「d」代表、喉音結尾的以「k」代表，三者總計使用了37個符號。另外聲調部分分陰平、陽平、上聲、去聲、陽入和陰入等六種，陰平為「」、陽平為「｣」、上聲為「」、去聲為「」、陽入為「」、陰入為「」。而依此原則所標注的客語音標舉例如下：肉［ȵ︱ㄨk］；禾串［vㄛ｣ ㄘㄛn］。
「徐清明音標」後於民國76年被徐運德主政的《中原周刊》採用，並曾出版成《客話辭典》一書，這本辭典共1015頁，收入約3000個詞彙，由徐運德出資，邀請徐清明、龔萬灶、楊政男、宋聰正等人擔任主編，後聘羅肇錦博士為其校正並編寫序言，該書曾經在台流行一時，大湖的吳忠群先生甚至用這套音標編注了《客語童蒙書》、《客話四書》、《客語幼學瓊林》、《客家話唐詩三百首》，其中《客語童蒙書》包含了《三字經》、《千字文》、《弟子規》、《名賢集》、《朱子治家格言》、《四言雜字》、《增廣昔時賢文》、《千家詩》（均由愛華出版社發行），内容豐富，很受歡迎，可惜民國83年後因教育部採用漢語拼音，喧騰一時的「徐清明音標｣不得不黯然退場。雖然如此，徐清明推動客家書寫還是不遺餘力，多年來出版多本客家母語相關書籍，如《客家韻順口溜》（2012）、《客家聲母順口溜》（2015） 、《客語韻書》（2016） 等，同時也順應時代潮流，後來的著作亦多標注漢語拼音，以符應現代巿場之所需。
黃基正音標、徐清明音標之符號對照表（兼採「客語拼音方案｣標音）
比較徐清明音標和黃基正音標之異同及發現問題：
黃基正和徐清明皆採國語注音符號為主體架構，不足部分亦取國際音標為輔助，但黃基正則另外多用了日本假名做音標符號，而徐清明則無。
黃基正只將ㄧ和ㄨ定義為介符（黃基正，1969：52-54），並將介符以下之複合韻母（如eu、oi、on、un、in、ung、an、em等）全部另用一個符號來表示，這使黃基正音標的符號數量比徐清明音標的符號數量足足高出12個之多。
徐清明將取用而來的符號，無論是來自國語注音符號或國際音標符號，其發音方式皆與原先相符；黃基正則修改了部分國語注音符號和日本假名原先的發音習慣，如「ㄡ（音eu）｣、「ㄟ（音oi）｣、「ノ（音ui）｣、「あ（音on）｣、「す（音un）｣，又如「ㄣ（音en）｣改寫成「乜｣、「ㄥ（音ong）｣改寫成「丄｣。
黃基正音標在聲部保留了海陸腔才有的「ㄓ｣、「ㄔ｣、「ㄕ｣的符號，並將之標示為舌頭音，例字包括「遮、船、傳、睡｣等，而「ㄗ｣、「ㄘ｣、「ㄙ｣則定義為齒音，例字包括「子、親、素、思｣等。但徐清明音標及後來的客語四縣腔拼音方案皆把「ㄓ｣、「ㄔ｣、「ㄕ｣剔除，全部歸在「ㄗ｣、「ㄘ｣、「ㄙ｣的聲部裡面。
黃基正音標將「i｣這個符號，分列在聲部及韻部，聲部的「i｣標示為「し｣，例字如「衣｣（黃基正，1969：51）；韻部的「i｣標示為「一｣。但為何要做此區分？原因不明。
入聲字的唇、齒、喉等不同部位的結尾，黃基正音標為「ㄅ、ㄉ、ㄍ」，徐清明則採用國際音標和羅馬音標的傳統標為「p、t、k」，現行的客語拼音方案則為「b、d、g」。
聲調的標記方式，黃基正偏採國語注音符號，徐清明則偏採國際音標（五度制）。
黃基正音標構在電腦普及之前，所採用的符號中如「（音am）｣為自己發明創新之符號；而徐清明音標中代表音調的符號，如陰平為「」、陽平為「｣」、上聲為「」、去聲為「」、陽入為「」、陰入為「」等，這些符號雖然承自國際音標，但仍不常見於現代電腦的鍵盤及難字或特殊符號的資料庫之中，以上都在文獻進入電腦化時代後，形成頗大的阻礙。
兩組音標所帶來的影響
黃基正或許曾經參考西方傳教士們建立的羅馬拼音系統以及日本時代建立的假名客語拼音系統，但以國語注音符號為基礎建立客語拼音卻是史上第一人，他的這套拼音系統或許還有可議及修改的地方，但他利用縣志墊足高度，以及以客家人為閱讀對象的設定，使這套音標一推出立刻便吸引了客家界高度重視，由此客家人也才知道原來客家人擁有自己的語文，不但可以書寫，甚至還可以標音，大大強化了客家人成為客家人的底氣，雖然這套系統真正學會並能使用的人不多，但它喚醒客家意識的功勞卻不可沒，這本縣志在黃基正苦心經營下，除了系統化地介紹音標創建的原理原則以及使用方法，也花了很大篇幅介紹客家字形以及標音的方法，甚至為了避免混淆，每個字詞後面都用國際音標再標注一次，科學化的寫作方式及巨量的單字、單詞內容，大大提升這本縣志的可讀性及研究價值，包括後來客家文化工作者都把這本縣志列為客語必讀聖經，影響可謂十分巨大。
至於徐清明音標部分，可以看出它是在黃基正音標及國際音標的基礎上，用更科學的方法建構出來的，相較黃基正音標，它顯得更加友善，因此投入學習並加使用的人不少，雖然相較後來的客語拼音方案，仍然十分艱澀難學，但它還是成功地為臺灣培養出第一批客家語文使用者，並直接促成臺灣早期客語文學及客語流行音樂的發展，包括最早的臺灣客語作家如黃子堯、龔萬灶、邱一帆、吳忠群等人都受其影響，由他和《中原周刊》一起出版的《客話辭典》一書，至今仍是許多客語工作者桌上的必備神器。
以上兩者在其研發的基礎上各有優劣，並對後來的客語拼音方案的建構，提供了各種妙然的啟發，然而我們看到苗栗人強用國語注音符號及各種素材為客語拼音奮鬥的軌跡，雖然他們窮盡一生所建構的音標系統，最後均在教育部宣布採用漢語拼音方案（後來改稱客語拼音方案）後灰飛煙滅，但他們在國民政府強力打壓客語的社會條件下，無懼前途坎坷，仍毅然決然投入客語音標系統的創作，在一片黯然無光的歲月裡為客家語文延續命脈，其光雖如星火，只在時空中剎然閃現，但劃破天際時衝出的烈火巨焰，卻震憾人心，不只讓人欽嘆其精神之可貴、其成果之豐珍，更讓已經沉睡將死的客家意識在血液裡翻然甦醒，而客家語文能在後來的臺灣受到國家支持，並發展至今日的局面，他們功不可沒。
五、結論
臺灣客語書寫的發展自民國83年由教育部接手統籌後，究竟要使用何種拼音方案，亦曾陷入層層困境，當時臺灣政府內部，用來將國語翻成英文的拼音方案，光是地名、道路名稱和護照姓名亦各自不同，並呈現出威妥瑪拼音、郵政式拼音、國語羅馬字、國音二式及通用拼音等多頭馬車的情況，而且各有傳統，混亂到連內政部都不知該如何是好。
教育部在民國83年推動鄉土語言教學初期亦面臨同樣困境，不同的學者各有不同主張，誰才最好？亦是鬧得不可開交。一直到民國92年教育部公告採用「臺灣客語通用拼音方案」後，拼音亂象才逐漸定於一尊。「臺灣客語通用拼音方案」是民國87年余伯泉領導的拼音工作小組所擬定之「通用拼音系統」中的一部分，和漢語音標近似。民國97年，教育部為尊重各次語族之發展，把音標系統再細分成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等五種腔調後，全部再以「臺灣客家語拼音方案」命名，民國101年納入南四縣腔後，因為認為這套系統足以和世界接軌，是以將臺灣二字拿掉，再重新公告並命名為「客家語拼音方案」，此後再無任何更改，一直延用至今。
綜觀臺灣客語拼音系統的發展歷程，不論是羅馬拼音、日本假名拼音、還是國語注音，每一個拼音系統的建立都不容易，每一個系統亦或多或少地和真正的客語發音，產生些許差異的地方，但是客語亦在這不斷磨合的過程中，開始不斷地朝向系統化、科學化及現代化的方向邁進，這說明臺灣客語雖然使用人口少，但在歷代前輩們的努力下，它仍然有光可尋。而苗栗在這波歷史的大洪流中，不但沒有缺席，甚至還貢獻了二套別出心裁的客語拼音系統，不僅令人驚豔，亦是功不唐捐，更在臺灣客家書寫史上為苗栗寫下了輝煌的一頁。
國立聯合大學客家學院碩士，苗栗資深媒體人及地方文史工作者，現為客家詩人。
黎力基（Rudolph Lechler）是瑞士
曾任日本陸軍憲兵少尉。
曾任中壢支廳長。
括孤內的音標為教育部公告之「客語拼音方案｣的標音方式，餘下皆同。
黃鐵香清嘉慶平鎮人，所著《石窟一徵》一書又名《平鎮縣志》，最早於光緒8年出版。
《中原周刊》和《中原雜誌》和《苗友月刊》皆為同一份雜誌，其轉變原由如下:民國51年6月由謝樹新創《苗友月刊》，53年3月改名《中原雜誌》，70年11月改名《中原周刊》。76年7月徐運德接第二任社長，87年4月改回《中原雜誌》，88年1月改為《中原客家雜誌》。90年4月劉家丁接第三任社長，91年4 月停刊。(鍾志正，2015:42)
全名為「臺灣客語通用拼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