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仇家恨，城南舊事，從斗煥坪到城南，從北平到台北——一個苗栗客家家庭的三代跨越（二）
曾經陪伴許多小朋友健康成長、不斷灌輸正能量的《國語日報》。
林海音在北平居住過的南栁巷40號晉江（惠安）會館。（作者攝）
隘寮下人
1913年得力於正預備從板橋林本源事務所離職自行創業的堂兄林清文（1888-1943）的幫助，林煥文在1916年轉換了跑道，接替了他在林本源的工作。
林清文與他同年，也畢業於總督府國語學校，是個天生的商人，是苗栗，也是台灣早期客家重量級企業家之一。1915年即創辦中南輕鐵公司，1918年與黃維生等合組展南拓殖株式會社，任「專務」。1919年任苗栗興業會社「取締役」（董事），1920年任新竹窯業株式會社社長。1920-1924出任頭份庄第一任庄長，成為繼林台之後任頭份地方行政首長的林家第二人。1934年出任頭份信用組合長、商工會長、獅頭山勸化堂管理人等職，聲名遠播。生有二子，長男林為恭曾任苗栗縣第四、五屆民選縣長：次子林為寬曾任第三屆省議員（《頭份鎮志人物志》: 11）。
如果林煥文與林清文合作經商，可能在事業上會有不小成就，但是這樣的可能性最後並不存在。而來到台北地區重要商業集散區板橋的林煥文，或許正沉浸於擺脫家的羈絆的喜悅中，開始與一名14歲（虛歲15）住在板橋的小女孩黃愛珍（1903-1983）（原籍福建同安，本姓簡，因家中食指浩繁，過繼給黃家）交往，並開始同居。1917年他帶著她回到了斗煥坪老家，當時已經懷孕，腹中的孩子就是林海音。作為大戶人家，而且林台是頭份區長，林家如何接納這位突如其來的又一個媳婦，而且是當時的苗栗客家人所不喜歡的閩南媳婦，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已經為林煥文生了兩女一男的原配張氏，倒是默默地接納了這個林煥文的新寵。同時，住在仍受禮教約束的鄉下家庭的林家這位長子，顯然也難以適應，眼看懷著林海音的母胎一天天漲大，最後決定以經商為名，並可能是在林台的支助下，前往日本，開了一家商店，賣網球拍線和縫衣針。翌年農曆三月，林海音（1918-2001），也就是後來為人所熟知的英子，在醫院中誕生了下來（夏祖麗:24）。
1921年，林海音由父母帶著，首度回到了台灣的老家。林煥文在大阪的生意一直不起色，他們回到台灣來，與家裡相商下一步該怎麼走。在家期間，林煥文終於有機會與兩位由原配所生的女兒清鳳和昭鳳相聚，但是相互之間的隔閡似乎很深，據他大女兒清鳳的回憶，「我小的時候，我阿爸還是最疼我的，像有一次他回家看我們，他叫我到他身邊卻沒叫我妹妹，不過我沒理他…. 」這一種想象的父愛，折磨著她一輩子。儘管她與她的母親（即林煥文的原配）和妹妹昭清三人相依為命，生活過得困頓而清苦，而遠在中國北方的林煥文生前似乎也無力照顧她們姊妹，但她卻始終認為他是「相當有才氣的讀書人仍然很以他為榮」。
在家住了不久，黃愛珍生下了第二個女兒秀英。林煥文決定先到北京試他的運氣，後來在當地的日本報紙《京津新聞》找到了工作。欣喜之餘，他回到台灣，在1923年3月帶著愛珍和英子（林海音）從基隆登船轉日本，再到北京，從此他們在北京安頓了下來，後來轉到郵政總局工作，擔任日本課課長。
1927年，愛珍在板橋的表弟，一個在北京師範大學唸書的台灣現代文學首倡者張我軍的母親，被稱為「阿婆」的，將林煥文和愛珍留給板橋的外婆照顧的二女兒秀英從台灣帶到了北京，四年之後好不容易與雙親聚首，確實不易。之前，在林台的催促下，林煥文在愛珍和英子到達北京後，也幫弟弟林炳文找到了郵局的工作，所以炳文夫婦和小孩朝禎也到了北京。
也是在1927年，林台和他的妻子徐愛妹也跨海來到了北京，加上已由林台安排前來投奔伯父的已逝三兒子昌文的男孩林汀烈，祖孫三代四個兒子輩中，有三個的家人都聚在曾經的天子腳下的北京，可謂是斗煥坪林家前所未有的盛事，也是林家兩代人從台灣鄉下到京城的一大歷史性跨越（夏祖麗: 25-30）。只是此時絕沒有人預感到，在林家經歷了事業有成，家人歡聚的歡暢時光之後，一場滔天大禍很快就要降臨。
四、一個客家英烈林炳文的遇害
1928年，看似平靜住有八十幾名台灣人的北京「蕃薯人」社區，其實卻是暗潮洶湧，風雨欲來。有一部2021年大陸播出的電視劇《古董局中局之掠寶清單》的主題曲〈1928年的北京城〉的歌詞這樣寫道:
「這是北京城
1928年的北京
……
街上 賣報 賣肉 遊行 革命
人們內心動盪不安盼著和平
……」
這一年6月，國民政府的北伐軍攻克了北京。奉系軍閥張作霖從北京撤往東北，隨後因皇姑屯事件被炸死。他的兒子張學良在同年底宣佈東北易幟，歸順國民政府。
當時的北京可謂是「山雨欲來」，處在這種暴風眼下的台灣人，也自然不會是平靜安心過日子的。在這一年被日本人統計出來的八十幾名台灣人中，像林煥文那樣帶著漂亮年輕的如夫人，找到了一份待遇好又體面的工作的，而且在台灣又有很好的家世背景的可能只是少數。有一些人是到北京尋求左的或右的革命理想的，一些人是為反日而來的，還有一些人是來做生意的，也有像張我軍那樣為求學和追求理想而來的。但完全令人想不到的是，與林煥文處於完全同一個家世背景，而且已經結婚生子，當時只有二十三歲的林炳文，卻石破天驚地成了日本人千里迢迢追殺的對象。而且就發生在他的雙親，林台老先生夫婦高高興興地從北京回到台灣之後不久，的確是令人匪夷所思。
事情發生的經過是這樣的:
1928年5月朝鮮無政府主義者申采浩（申丹齋，1880~1936）在基隆郵局領取匯款時被捕，受到他的牽連的還有4月28日在中朝邊境的安東火車站被捕並轉押大連的一個台灣人，這個人就是老家在斗煥坪的客家人林炳文。
據台灣大學歷史系文學博士、執教於廈門大學的社會主義研究學者邱士杰的研究，林炳文是受到1920年代流行的跨國界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他引述當時的《台灣日日新報》的報導:
「林炳文當時是北京國際郵局的人員，由於他以「北京華北物產公司」所開具的偽造郵政匯款在基隆、台中、台南、高雄陸續被發現，因此引起官方嚴重警戒，並招致他們被捕。申采浩與林炳文等人為了獲取活動經費而進行的上述活動被視為跨國性的「無政府主義東方聯盟」的一次行動。據朝鮮無政府主義者柳子明（1894~1985）回憶，申采浩、林炳文，以及范本梁都是以北京為活動地的無政府主義同志，范本梁比他們早一步在台灣被捕」。
另據邱士杰同篇研究引述林海音的回憶:
「他本是一個美滿的小家庭，但這時屘叔暗地裡和一些朝鮮人做抗日工作，朝鮮人的抗日，常以暴力方法，我聽母親說，他們的床下竟藏置炸彈。抗日固然很對，但是他們利用叔叔在郵局工作，匯錢方便，叔叔為了逃避父親的注意，就搬出虎坊橋的家，帶了妻兒到外面去住。出事的那次是他們叫叔叔帶款乘南滿鐵路。他們不肯自己去，因為過了鴨綠江就是朝鮮，容易被發現。年輕不更事的叔叔，可說是有勇而無智，到大連被日本人捉到，毒死在牢裡，父親去收屍，傷心生氣，回來不久也吐血病倒……叔叔真是一個反日的無名英雄，……」
所以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是很清楚的。在日本佔領統治下，東亞的日本佔領區，從韓國到台灣，是有很多青年懷抱滿腔熱血，急欲報復日本人的高壓殖民統治的，林炳文雖出身於台灣苗栗的鄉下，但是他也是與其他心懷同一理想的各地青年一樣，想以行動來實現報復的理念的。然而林台家這個年紀最小的第二代，客家人口中的「屘叔」（唸「滿」，即最後生下來的）的激進心思，並不為他的雙親，甚至他的大哥煥文所察覺。即使是在遇害前全家在北京歡聚的時日裡，也都沒有人捕捉到，朝鮮的無政府主義者利用了他的衝動無經驗，利用了他在郵局工作的便利，保住了他們的民族英雄申采浩的生命，卻將林炳文白白犧牲掉了。但除了悲痛外，我們仍應將他視為與姜紹祖、吳湯興、徐驤一樣的客家英烈，是客家義民精神的傳承者。
五、城南最後的舊事
對於弟弟的犧牲，不用說林煥文是悲痛欲絕，炳文是他引進郵局工作的，而未能事先察覺任何異常跡象，他自然會深度自責。
噩耗傳來後，他到大連去為親愛的弟弟收拾遺體，回到北京後，本已感染肺病的身軀，狀況極速惡化，最後在1931年離開了這個世界，享年43歲。1923年最後一次離開台灣時，他踏上了永遠回不去的不歸路。那一年，愛珍28歲，英子只有13歲。除了台灣還留有兩個女兒外，頓失生活來源的還有仍在北京的包括英子在內的七個孩子。接著禍不單行，在林煥文去世後第二年，四女兒和小兒子相繼藥石無效，因病而逝。一夕之間，仍舊柔弱的愛珍變成了全家的頂梁柱，仍舊年幼的英子，也長成了大人。林家搬到了專供閩台同鄉居住不要房租的「惠安會館」住了下來，最後的城南舊事繼續在這裡上演。
林煥文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他打開了將斗煥坪林家封閉在清末時空裡的大門，引領家人們跨越進入了1920年代外面的世界，躲開了日本人加諸於台灣人的高壓統治。雖然因為這扇大門的開啟而導致他的幼弟過早地死在敵人的屠刀之下，他本人也早早地走完了人生，但是他留給大女兒林海音的精神財富，卻神奇地在他回不去的故鄉台灣，開出了現代文學的花果。
在父親走後，英子與台灣的老家保持了更密切的聯繫。她與林台的書信往返，超越了她實際年齡應有的智慧。
林煥文的死訊，是以電報通知祖父的，隨後英子又寫了一封信給他:
「……我提起筆來，眼淚已經滴滿了信紙。媽媽現在又躺在床上哭，小弟弟和小妹妹們站在床邊莫名其妙是怎麼回事。
以後您再也看不見爸爸的信了，寫信的責任全要交給我了。爸爸在病中的時候就常常對我說，他如果死了的話，我應該幫助軟弱的媽媽照管一切。我從來沒有想過爸爸會死，也從來沒有想到我有這樣大的責任。親愛的祖父，爸爸死後，只剩下媽媽帶著我們七個姊弟們。北平這地方您是知道的，我們雖有不少好朋友，卻沒有親戚，實在孤單得很，祖父您還要時常來信指導我們一切。……」。
為了幫愛珍一家渡過難關，林台多次寫信給她，勸她搬回台灣。英子代她母親回信:
「……
我現在已經讀到中學二年級了，弟弟和妹妹也都在小學各班讀書，如果回家鄉去，我們讀書就成了問題。我們不願意失學，但是我們也不能半路插進讀日本書的學校。而且，自從屘叔在大連被日本人害死在監獄之後，我永遠不能忘記，痛恨著害死親愛的叔叔的那個國家。還有爸爸的病，也是自從到大連收拾屘叔的遺體回來以後，才厲害起來的。爸爸曾經給您寫過一封很長很長的信，報告叔叔的事，我記得他寫了很多個夜晚，還大口吐著血的。而且爸爸也曾經對我說過，祖父年輕的時候，日本人剛來到台灣，祖父也曾經對日本人反抗過呢！所以，我是不願意回去讀那種學校的，更不願意弟弟妹妹從無知的幼年就受到那種教育的。媽媽沒有意見，她說如果我們不願意回家鄉，她就和我們在這裡待下去，只是要得到祖父的同意。親愛的祖父，您一定會原諒我們的，我們會很勇敢地生活下去。就是希望祖父常常來信，那麼我們就如同祖父常在我們的身邊一樣的安心了……」（夏祖麗: 45-46）。
顯然是這封信打動了她的祖父。儘管再苦，但在一家六口人的齊心協力下，小孩留在大陸接受了完整的中文教育。
在留在城南的最後日子裡，因國民政府奠都南京，1930年北京改名北平。1934年，16歲，她進入報界，以筆開始擁抱世界。1939年，21歲，與同在報社服務的北平世家子弟夏承楹結婚。1948年11月，在闊別25年之後，她再度跨越台灣海峽，帶著媽媽愛珍、五妹和三個孩子從上海坐船先回到了故鄉台灣（夏祖麗：106），一個星期後早先沒買到船票的丈夫夏承楹和二子燕生也回到了（夏祖麗：109）。在此後的歲月裡，一直在台北為打造台灣的現代文學，與丈夫一起，辛勤付出，貢獻出自己。
六、台北文壇的林海音現象
在經歷了日本殖民文化半個世紀的摧殘後，漢文化終於在日本投降後堂堂皇皇回歸了。
懷著對日本的國仇家恨誓不回台上日語學校的英子，經過在北京的學習和報社的磨煉，此時已是台灣她那一代人不可多得的精通現代漢文學的文壇精英。
初返台灣，一家老小，食指浩繁，幸有在北京時相往來的台灣同鄉、鹿港人洪炎秋的安排，夫婦都參加了他所創辦的《國語日報》的編務，以當時這份僅有的老少咸宜加註注音符號的媒體為平台，成為光復後推廣現代中文的第一批媒體人。戰後成長的台灣年輕一代，相信有許多人都有過每天搶讀《國語日報》 ，認著裡面的每一個字，讀懂時事和課外知識的喜悅體驗。
1954年年初夫妻轉戰《聯合報》（夏祖麗: 153），夏承楹每天寫「玻璃墊上」，林海音主持副刊，從此她有了更大的揮灑空間。十年主持「聯副」的時間裡，她的知名度更高，而且把台灣媒體的副刊提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她不僅為大陸到台的大批作家提供了發表的空間，也帶動了女作家群的快速成長，並某種程度上壓抑了國民黨黨國體制培養的「反共」作家的氾濫成災。更可貴的是，她很早就意識到必須讓本省籍作家冒頭成長，在她的鼓勵下，鍾理和鍾肇政成為最成功的例子，而恰好這兩人都是客家作家。另外，像黃春明、張系國、林懷民，都是她挖掘出來的（夏祖麗: 156）。
出生於台南的台灣當代文學評論家葉石濤（1925-2008）認為「林海音在栽培後進作家中，盡了心血，也算不辜負她的父親林煥文為鄉土台灣盡瘁而死的夙願了。林海音可說接續完成了上一代台灣知識份子的悲願」（夏祖麗: 176）。